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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柯震东入围台湾金马奖影帝提名?

时间:2016-10-15 07:28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说心里话,我知道该答案颇为枯燥,可能不会有很多知友仔细看。我回答这个问题的初衷其实只是想给内心的问题寻求一个答案,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知友和我一样,看到了两类既然不同的回应中的很多答案后,自己觉得哪里不对,却又无从判断。我下面的答案都是基于
说心里话,我知道该答案颇为枯燥,可能不会有很多知友仔细看。我回答这个问题的初衷其实只是想给内心的问题寻求一个答案,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知友和我一样,看到了两类既然不同的回应中的很多答案后,自己觉得哪里不对,却又无从判断。我下面的答案都是基于我个人认同的逻辑分析。

梳理一下这1000多个答案中的逻辑,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抛开地区差异,这些答案的核心矛盾的并不在于柯震东本人,而在于一个更加普遍的问题:吸毒者复出后是否还适合作为公众人物继续出现,哪怕这是他们谋生的职业?

这1000多个答案里,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可以归为两类,彼此截然矛盾,却都有其一定的道理。同时,这也说明任何盲目批判另外一方的答案,客观地看都是偏颇的。

第一类回应认为,不适合。理由有二:首先,公众人物具有公众形象和影响,他的粉丝和观众看到他的复出后会产生出吸毒的后果并不严重,可以被社会宽容并接受的想法,因此会降低他们对于吸毒的抗拒性。其次,吸毒者的毒品消费反作用于贩毒,因此需要承担这种反作用的责任。

第二类回应认为,适合。理由有三:首先,公众人物也是人,受到法律保护其合法权益。既然公众人物的谋生职业就是公开活动,那么根据法律就应当保障其工作不受歧视的合法权益。其次,公众人物的公众影响不仅仅是吸毒者,也可以是戒毒之后改过自新者,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公众形象和影响会激励其他戒毒者,让他们产生改过自新的勇气。最后,吸毒者的毒品消费反作用于贩毒,但吸毒者本身也是毒品的受害者,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

至此,两种回应的区别应该显而易见了,主要有三点:

1. 他们对于公众人物是吸毒者还是戒毒者有不同解读的视角。

2. 他们对于吸毒者是消费者还是受害者有不同的解读。

3. 他们对于公众人物合法权益中是否应当包括其对于他人影响的考量,有着不同的解读(虽然这一点在第一类回应的答案中并没有被清晰地界定和讨论)。

首先看第一点区别。

对于吸毒后复出的公众人物,第一类回应是将其解读为吸毒者,第二类回应则将其解读为戒毒者。但核心的问题是,大多数公众会如何解读呢?

我想这就取决于宣传的引导了。在柯震东的案例中,应当承认,其作为吸毒者时已经被广泛宣传,之后哪怕戒毒,也无法轻易扭转已经被作为吸毒者广泛宣传的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以超出宣传其为吸毒者时宣传规模几倍的宣传力度,不遗余力地宣传其为戒毒者。但宣传其为戒毒者的成本极其巨大,因为它要负担两个任务:首先,淡化其作为吸毒者的形象。其次,强化其为戒毒者的形象。但这两类宣传存在内在的矛盾,即宣传其为戒毒者时也同时在不断提醒观众其曾经是吸毒者,会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博弈过程。是否采用这个方案,对于公众人物所归属的团体而言是一个基于成本和收益的理性决策。第二种,不做任何戒毒者的宣传,揭过此页。这种方案却实际上违背了第二种回应中的观点。公众人物只存在作为吸毒者的形象和影响力,也就是第一种观点中提到的那种——这种条件下公众人物不会产生任何正面的激励作用。

因此,判断大多数公众解读是吸毒者还是戒毒者的依据,是对于公众人物作为戒毒者宣传的力度和持久性。力度和持久性不够或者没有力度和持久性,则一定会被解读为吸毒者,力度和持久性足够,则可能会被解读为戒毒者。当然,这个宣传力度和持久性的标准有待讨论,但一定是要远远超出当初宣传其为吸毒者时的力度和持久性的。

再看第二点区别。

应当承认,吸毒者即是消费者也是受害者。但这里的问题是,强调消费者对于贩毒的连带作用,会抵消我们对于消费者也是贩毒受害者的认知。同样的道理,强调烟民对于香烟贩卖的连带责任,就会抵消我们对于烟民也是香烟受害者的认知。因此,基于保护受害者的立场,我们不应当过分强调消费对于生产的反作用——除非我们同样能做到惩处烟民来抵制香烟贩卖。这里的逻辑实质是受害者不仅没有得到保护,反而为了其他人不受害而受到了来自其他人的二次伤害。但毒品的伤害性实在太大了,以至于我们很多人很可能倾向于哪怕再次伤害受害者也要保证其他人不受任何伤害。这里的争议实际上已经上升到了伦理的高度,我个人还是倾向于保护受害者。

最后看第三点区别。

诚然,戒毒的公众人物具有工作的合法权益。但是这种合法权益的界定中忽视了公众人物对于他人的影响力。换言之,在公众人物工作的同时,他们的这种影响力可能在戒毒宣传不力甚至不宣传戒毒的基础上,对于他的能够影响的受众群体的不受负面影响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伤害,这种条件下公众人物的合法权益的讨论就不应局限于他们个体的层面,而是应该包含他们和他们影响力所辐射的所有可能受众的群体。其实,同样的案例出现于任何一个人身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能至少对一个或者几个人造成影响。这里面问题的核心其实是:受影响者是否愿意牺牲自己不受负面影响的合法权益来成全特定戒毒者工作的合法权益?当这里的「受影响者」的基数比较小,且和戒毒者具有情感,利益或者亲缘关系,这种牺牲的代价相比之下就非常小了,造成的整体影响也不大,比如柯震东的母亲或者女朋友对于柯震东的包容。但倘若这个「受影响者」的基数很大,且和戒毒者没有任何关系,那么造成的伤害就是纯粹的且巨大的,比如任何不是很熟悉柯震东的小朋友看到柯震东复出后拍摄电影的海报。当然,这个基数的具体标准有待讨论。

以上,分析了我对于两类回应中作为矛盾核心的三点不同解读的看法。作为结论,我认为:

首先,吸毒的公众人物如果在复出后没有紧跟着的对于戒毒形象的大规模持久性宣传,就应该立即封杀,因为其造成的影响只可能是负面的。

其次,吸毒者应当被视为受害者而非消费者,不应当指责他们承担贩毒的责任,对他们造成二次伤害。

最后,公众人物具有大基数影响受众的前提下,其工作的合法权益不应当被视为个体层面的讨论,他对于受众不受负面影响的合法权益的侵害应当得到承认,他们作为戒毒者工作的合法权益是值得质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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